植樹手抄報的各個典故
古往今來，有許多崇尚植樹造林的趣聞佳話，至今仍廣為流傳，激勵后人。
慶功栽楊
遠在西周時期，“常勝大將軍”沙俊其，每打一次勝仗后，都要命令全軍將士在沙場上“人種一樹，以慶武功”。從此，這種慶功栽種楊樹伴隨著這位用兵如神的將軍，遍種崇山峻嶺。
生兒育樹
《齊民要術》記載，生兒育女，要給每個嬰兒栽20棵樹。等到結婚年齡，樹就可以做車轱轆，按一棵樹可以做三副轱轆、一副值三疋絹計算，20棵樹共值180疋絹，夠結婚費用。為嬰兒植樹，是當時盛行的風俗。直到現在，貴州的侗族等少數民族地區還有為出生子女種“女兒杉”的習慣。
治病種杏
三國東吳名醫董奉，醫術精湛，濟貧善施，為人治病不收財禮。只要求治好一個輕病人，種一株杏樹;治好一個重病人，種5株杏樹。天長日久，他的房前屋后竟有10余萬株杏樹，人稱“董林杏仙”。后來，每當杏子成熟，董奉把它換成糧食，賑濟窮人。這就是歷代傳為美談的“杏林佳話”。從此，“杏林”成了醫學界的代名詞。
思鄉植柳
唐代文成公主遠嫁西藏松贊干布，特地從長安帶去柳樹苗，種植于拉薩大朝寺周圍，以表達對柳樹成蔭的故鄉的思念。因此，這些樹被稱為“唐柳”或“公主柳”，現在已成為藏漢友好交往的歷史見證。
寫詩護樹
愛國名將馮玉祥愛樹如命，曾在軍中立下護樹軍令：“馬啃一樹，杖責二十，補栽十棵”。他駐兵北京，率領官兵廣植樹木，被譽為“植樹將軍”。駐兵徐州時，帶兵種植大量樹木，并寫一首護林詩喻示軍民：“老馮駐徐州，大樹綠油油;誰砍我的樹，我砍誰的頭。”
路旁植樹
路旁植樹制度始于周代。河南洛陽是最早施行這種制度的城市。周代，洛陽各干線車馬大道上都有綠化。當時規定凡有道路的地方都要植樹，置廬舍并藏食糧，以供守路者食宿。最初的道路植樹，是作為道路的里程標志，爾后發展成為綠化道路。春秋時期成書的《詩經·小雅·采薇》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詩經》中頌揚召公的《甘棠》中寫道：“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公所說!”從《甘棠》三章中，說明路旁草木盛茂，人人愛護道林，也可以看出筆直的周代車馬大道的兩旁，植樹很多，管理得很好，人民也倍加愛惜道旁樹木。《左傳·襄公九年》，有晉國軍隊曾“斬行栗”的記載，說明春秋時期的道路植樹相當普遍。到了秦代，洛陽的東方、東北方、西方車馬大道，每隔三丈(今6.9米)遠植一棵松樹，也就是西漢賈山在《至言》中所講的“三丈而樹，樹以青松。”漢代大道旁栽植桐梓之類的樹木。隋大業元年(605年)，煬帝在開鑿洛陽至揚州的大運河同時，在運河兩岸開大道，“種榆樹、柳樹，自東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樹蔭相交”。至元代，河南府及所轄各縣在道路旁植樹造林，凡“非理砍伐”路旁樹木者，由“各路達魯花赤管民官依條治罪。”道路植樹制度就這樣沿襲下來了。
以樹代墳新觀念
人總要死，死后“入土為安”是炎黃兒女幾千年的傳統殯葬觀念。但是嚴酷的現實已擺在我們面前：我國的土地資源已難堪“入士為安”的重負，逝者與生者爭地的問題已經日趨尖銳。因此以樹代墳應運而生。它是一種把死者的骨灰埋葬在樹下的安葬方式。有利于節約土地和環境保護，在國外和國內的遼寧等地已較普遍。
西安“比翼鳥”種植“恩愛樹”
1999年3月12日上午，在終南山國家森林公園里，來自古城西安的40余對恩愛夫妻，親手種下了一棵棵象征愛情永恒的常青樹，從而拉開了“夫妻共植一棵恩愛相守常青樹”活動的序幕。
由陜西省環保局、林業廳、省婦聯、省總工會等單位發起的這項活動，受到西安眾多夫婦的歡迎。它以“美滿婚姻、貴在有終、保護環境、造福后代”為主題，旨在通過這種新穎有趣的形式，喚起全社會的環保意識。據組織者介紹，報名參加植樹行動的人非常多，既有新婚夫婦，也有白發伴侶。原地礦部動力研究中心的董振中和老伴劉寶如說，這棵愛情樹種下后，就是我們倆的愛情見證，死后我們還計劃把骨灰也埋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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