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誠信與社會誠信作文
讀到一篇中國教育報刊社評論《為什么要反對老師在班級安插“間諜”？》，評論說，有教師反映，很多老師通過班干部和一些“心腹學生”，在班級安插“間諜”。有人認為這種做法便于老師了解學生情況，做好班級管理工作。但也有人認為，讓學生在看似正義的旗幟下行告密之舉，有可能導致同學關系緊張，甚至扭曲學生的價值觀，實在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可以說，同學關系緊張，是因為他們之間應有的信任關系被破壞了，而被扭曲的價值觀正是與信任有密切關系的誠信。同學之間的相互告密使得“同學關系”而不只是某些學生個體變得不可信任。在我們的生活世界里有一些應該和值得信任的自然關系（熟人關系）——父母和子女、夫妻、同學、同事等等。正是因為這些關系很特殊，包含著相互不出賣和不背叛的義務，所以處于這些關系中的個人才值得信任。一旦這些包含信任責任和義務的傳統關系遭到破壞，個人的誠信也就必然變得岌岌可危。
比起傳統自然關系中的熟人信任，更重要的是不熟悉者甚至陌生人之間，也就是公共關系中的信任。公共關系不像熟人關系那樣“自然”形成，所以更需要人們有意識地努力去營建。如果人們不能先在自然的熟人關系中學會誠信，那么就很難設想他們能在公共關系中建立和維護誠信。
美國倫理學家霍斯默在《信任：組織理論與哲學倫理的聯系》一文中指出，信任是一種對事情未來結果不可預期性的應對方式。如果一件事情的未來結果完全可以預期，那么，我們可以對它放心大膽地采取行動，無須投入信任。只是在預期的損失與預期的收益之間難以確定的時候，我們在做選擇的時候才需要訴諸信任，而沒有誠信則不可能有信任。
信任不可能是完全確定的，也不可能是絕對盲目的。我們的信任總是建立在某種“擔保”的基礎上。根據不同性質的擔保，研究者們將信任區分為“人際信任”與“制度信任”。人際信任建立在熟悉和親近感的基礎上，是一種由個人的可靠或可信所提供的擔保。制度信任則是建立在制度（尤其是法治制度）的公正、穩定和有效基礎上的。制度為所有人而不只是擔熟的人提供可靠和可信的擔保，降低了社會交往的復雜性。人際信任是對個體的信任，有時又稱為人格信任。制度信任則是對機構、群體、組織以及其他較抽象對象的信任，因此也被稱為非人格信任和程序信任。
人際與制度信任的區別也被視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和區別。中國人的信任經常是一種以血緣家族或家庭和朋黨關系中所包含的特殊情感為基礎的特殊信任，越是親密越是信任。然而，不幸的是，這種傳統關系中的特殊信任屢屢遭受破壞，老師在班級安插“眼線”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罷了。
相比之下，公共社會的“普遍信任”似乎面臨更大的危險。普遍信任是以社會共同利益、共同價值觀念和信仰、共同認可的法律和社會制度等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公正、中立、不謀私利的政府在營建這一共同體關系中發揮著至關緊要的作用。
就其內涵而言，熟人信任與公共信任又分別可以稱為“情感型信任”和“認知型信任”。情感型信任的內涵是愛、義、孝、情誼，它的高境界是“無限”和“無條件”的。相比之下，“認知型信任”的內涵是懷疑、獨立思考和經驗確認。它不要求無限或無條件的服從，而是為異議和懷疑保留了合理性的位置。異議或懷疑不是它們自身的目的，異議是為了不堵絕解決問題的不同方式。懷疑則是為了讓判斷在認知上變得更可靠，避免盲目行動。一個政治制度越是能容忍異議和懷疑，也就越能建立起經得住考驗的公共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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