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樹立遠離軟體危機的心得體會
時下，“行車不拋物，文明伴路途”專項整治活動正在上海如火如荼進行著，廣大市民拍手叫好，積極響應。“行車拋物”這一不文明的頑疾有望根除之！
說“行車拋物”是不文明的頑疾，并不為過。它形成的時間久遠，染有這一惡習的人眾多，且毫不汗顏，幾乎是“習慣成自然”了。卡車、公交車、小轎車頻有“行車拋物”的現象，甚至有的車輛是“一路瀟灑，一路散‘花’”。現如今私家車普及，這一情形更是日趨嚴重。據近日環衛部門介紹，每天高架夜間清理的垃圾竟上噸，多為煙蒂、瓜皮、易拉罐、飲水瓶等。高架是封閉性的，可見，這些垃圾都是“行車拋物”所致。
與公共場所大聲喧嘩、旅游景區亂刻亂涂、翻越欄桿、闖紅燈等一樣，“行車拋物”也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不文明現象。針對這一社會陋習，近年來，加強文明宣傳、推廣文明舉措、重視文明建設成為了一項帶有政治清明、社會進步意涵的工程，循序漸進，全民普及，更為值得一提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明確將“文明”列為“社會”層面的內容，要求全民共同遵循和踐履之。
人類走出荒蕪、落后、野蠻的時代，“文明”便是矢志不渝追求的理想目標，尤其是進入以蒸汽機為標志的工業時代，“文明”更是成為人類對美好事物的渴望和對社會進步的向往。在西方，英國早期啟蒙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于1651年寫就的《利維坦》一書就提出了“文明社會”的概念，史書認為：他是西方思想家最早使用“文明”一詞的人。作為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極為重視對文明的研究，據不完全統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僅從第1卷至第30卷，使用“文明”一詞即達260次。我國早在《尚書·舜典》中就有“睿哲文明”一說，當然，真正與西方文明接軌的是孫中山，他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了“心性文明”的概念。如今，人們已形成一個共識，即：文明乃是科學技術進步和民主法治發展的表征。
對一個國家而言，如果說，物質文明改變的是“硬環境”，那么，精神文明則是旨在改善“軟環境”。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上海巨變，舉世矚目。隨著“退二進三”的結構調整，上海的經濟建設走出“瓶頸”，駛入“快車道”；浦東、虹橋等開發區的崛起，給這座老城區注入了活力；大商業區的框架，帶來了從未有過的市場繁華；道路的加寬，高架的設置，輕軌的開通，大大方便了市民的出行；大廈鱗次櫛比，小區環境優美，市容“舊貌換新顏”。上海的“硬環境”可謂美輪美奐，而局部地區、局部方面的“軟環境”則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如“行車拋物”即是一個例證。
如何改善上海“軟環境”，根治諸如“行車拋物”的不文明現象？我忽而與正在讀《張繼高散文》中的“軟體危機”一說聯系起來。
張繼高是臺灣已故的散文大師。文章大家余光中評價他的散文“外圓內方，外馳內張，似抒情而實講理，似瀟灑而實嚴肅”。他的散文，隨時都在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現象進行解剖，把現實生活的另一面展露于世人，提醒沉浸于安樂自滿之中的人們，要多一份憂患意識。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臺灣，經濟正在騰飛，一派繁榮昌盛的景象，令人樂不可支。然而，張繼高卻撩開繁榮昌盛的面紗，看到了一種帶有普遍性的危機——“軟體危機”，諸如管理水平的落后，官員作風的不實，交通秩序的混亂，電視節目的低俗，生態環境的污染，也普遍存在著“行車拋物”等陋習。于是乎，他向政府和市民疾呼，在“硬體進步”的同時，必須遠離“軟體危機”！我前些年去過臺灣，到了臺北、花蓮、高雄，確實目睹了臺灣的“硬體進步”，也感受到了臺灣人在努力提升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準，逐步擺脫“軟體危機”的困惑，“行車拋物”之類不文明現象式微。
那么，作為國際大都市的上海，何日真正遠離“軟體危機”，徹底根除“行車拋物”之類的不文明行為？世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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