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城市里的村莊》的觀后感
又一次被嚴歌平老師構造的影像叢林所震撼!
嚴老師慣于以小說家的眼光和敘述方式演繹他的故事，表達他的觀念。因此他的紀錄片無一不充滿著這樣的魔力。《后工業時代來臨之前》是如此，《薩摩耶與獅子座的故事》是如此，這部《城市里的村莊》同樣如此。
一個小時的《城市里的村莊》，把我們帶入了與我們近在咫尺而又遠在天涯，我們熟悉而又陌生的一群人的生活。以老楊為代表的二十世紀中葉出生的中國最底層、最典型的農民，他們以別無長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姿態被中國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城市化、現代化的時代洪流所裹挾，他們拖家帶口，象一簇簇尋找肥沃土壤的草，宿命般地開始了農民式的大遷徙......
城中村，一群老楊這樣的人以及他們的子孫，被命名、被憐憫、被驅趕、被規劃，他們掙扎著，尋找著自己的扎根之地!
影片沉重而不失詼諧地向觀眾一樁樁一件件地把他們扎根之狀、扎根之難擺在了聚光燈下。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一 個個真實的細節，一幕幕被日常忽略的場景，恰到火候的被放大，推到觀眾面前，撥動著他們的心弦。鏡頭就象一雙肉長的有溫度的眼睛，一件件檢視著這些小草扎根的疼痛和快慰。仿佛這雙眼睛，看到自己的祖輩，闖關東、下南洋、走西口、入上海灘的綽綽身影。堅韌、向上，這或許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從遠古走到今天，歷久彌新、生生不息的最重要的品質!
還是回到影片本身。城市貧民，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但影片的編導沒有囿于同情、憐憫等基本情感，而是以此為“麻雀”，站在全球化、城市化、現代化的視角剖析“老楊一家”，剖析這一家與城市的關系，從而加深了該片思考的深度。對這些思考，影片鋪陳以大量的細節，生動地、不動聲色、不露痕跡地傳達出來。老楊當搬運工的兒子在街頭，跟一幫工友打牌時流露出的冷峻的眼神，出牌時狠狠摜下的動作;老楊一百歲的老母親或苦澀、或怨恨的面部特寫;老楊在街頭賣烤紅薯時，他的帽檐被一個路人嬉噱地拉了一下，這林林總總，都被捕捉下來，成為片中肌理的一部分，這些情節和細節的安排，為主題的不斷掘進，提供了動力，保證了影片在飽滿的生活質感的氛圍里思考的力量。城市管理，曾經一度飽受詬病，兩對矛盾的存在是其癥結之一。一方面，城市化推進者的理念和農耕之氣尚濃的被管理者理念的沖突;另一方面，是管理者自身對人性化管理的缺失以及被管理者農民式狡黠的疊加。影片中有兩個細節惟肖惟妙地揭示了這一矛盾：老楊抱怨城管沒收他的秤，老楊得意地道出他能夠在鬧市區賣烤紅薯而又不被城管抓住把柄的絕門秘籍，一個生動的，“這一個”的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老楊代表的這個群體，是當今中國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的一支力量，無論怎么說，這都是一支力量。影片讓我們想到，城市管理也象老楊一樣，在城市化中，也同樣面臨著文明的洗禮。在這場洗禮中，城市越來越文明，越來越人性化。老楊們以及他們的子孫必將在這洗禮中，脫去身上的蒙昧，成為“現代人”，這是城市化、現代化的倫理所在，這是這部紀錄片期望告訴我們的!
在這里，作為一個上溯一代就是農民的本人，因了有老楊這樣的父輩，我成了城里人。生為上海人的劉驊老師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認為道出了城市化的精髓：“城市需要新鮮血液的注入，這也是城市發展的動力。歷史上的幾次大遷徙，客觀上使中原文化得以傳播和延續，如今農民進城式的近徙，也使城市已經固化的結構得以改變。至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另當別論。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后代將成為城市的新主人。如上海，有在市場賣菜的老一輩他鄉人，但要知道，上海白領中70%以上，已是他鄉遷入的新上海人了。”因此我可以以老楊子孫的名義，向嚴歌平老師致敬!向這部影片的所有編導們致敬!
一個觀點認為，老楊在城市里漂泊，很難扎下根來。我以為，老楊一家回不去了，他們也許會有反復，也許會漂泊到其他城市，但他們是進城了，呼吸到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空氣，這才是最重要的!
也許老楊會回到老家的老屋度過晚年，但他晚年時的目光里會閃爍著山那邊現代化城市的斑斕燈火，這跟他的祖輩迥然不同。那斑斕燈火里有他的子孫，他的子孫成為了今天的“我”，成為了就象老楊剛剛進城賣烤紅薯時眼前晃過的燦爛的人。
影片里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飯具有經典意義。破舊凌亂的出租屋里，一家七口圍桌而坐，簡陋的飯桌上，擺滿豐盛的菜肴，老楊打開一瓶高度酒，三百多元一瓶的白酒，老楊喝得臉頰紅潤潤的。
我們的城市，因此有了萬家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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