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顧東橋書讀后感范文
答顧東橋書讀后感
朱熹在理與氣、太極與陰陽、道與器、知與行、道心與人心、天理與人欲等范疇所持的二分法，導致了他哲學邏輯結構內部出現裂縫。出現了有人雖然知道“天理”，在日常生活中卻并不依“天理”行事的“假道學”。所以，由“知”如何必然導出“行”這個問題必須要解決。
王陽明此文落重墨來討論知與行，心與理的關系。他極力反對朱熹的二分法，文中力斥“析心理為二之非”，試圖彌補知、行，心、理等相關范疇間的縫隙。
朱熹根據《大學》首章，提出要先格物致知，然后才能正心誠意。因此便要“即物窮理”，去格一件件物之中的理。但此法甚為繁瑣，而其結果是，按照王陽明說法，“博而寡要”。王陽明早年亦曾依朱熹所言去格物，然而格竹失敗的經驗才促使他拋棄朱子的格物之說，轉向心學。
就此文范圍來看，王陽明認為心即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理不在物上，而在人心中。所以脫離本心，去繁瑣的在萬事萬物上求理無異于緣木求魚，勞而無功。這樣看來，王朱二者的差別在于為學近路的不同：一個由內而外，一個由外而內。朱熹以格物為本，主張先去格身外萬物之理，然后才能正心誠意致知;而王陽明卻以誠意為本，意誠則本心明，本心明則萬理自然通曉。在王陽明看來，朱熹的方法是務外遺內，舍本逐末，是“道在邇而求諸遠”。
但是有人會覺得朱熹的“格萬物”雖然繁難，但畢竟操作性更強。王陽明的方法太玄，容易流于佛教“明心見性，定慧頓悟”的功夫。對此王陽明在此文一開頭便申明了自己的學問與佛教的區別在于：自己的學問要求每日用功，而不像佛教那樣憑空冥想。他通過引入他的知行關系理論，為自己的學說在實踐上提供一種可操作的步驟，從而減輕了其理論的空洞玄虛。
王陽明的知行關系理論的主要內容為“知行合一”。他認為必須“知”后才能清楚明白的去“行”;而只有“行”后，才能將“知”落到實處。 “知”就一定要“行”，只有在“行”了之后“知”才完整，否則不是“真知”。用文中的原話來說就是：“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以謂之知”。這樣，王陽明就將“知”“行”二者聯系起來，修補了朱熹“知先行后”的說法所導致的理論裂縫。“知行合一”理論，至少在他自己看來，是很好的解決了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知行問題，也即如何在道德判斷和相應的道德實踐之間建立必然聯系的問題。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建立在他的“萬物一體”的說法上的。也就是說他從根本上就把“知”與“行”看作同體一物(而不像朱熹把“知”與“行”看作不同的兩物)。我個人認為他的這個做法是相當聰明，或者說相當狡猾的。畢竟看作一物，要比看作兩物要更容易完成從“知”到“行”的跳躍。
“知行一體”的`說法還解決了文中一開始顧東橋提出的“功夫次第”問題。倘若把知行看作兩物，那么誠如顧東橋所說，它們之間“不能無先后之差”;但既知行一體，那么肯定是并進無先后了。顧氏的問題也就沒有意義了。
這篇文章可算是整個王陽明思想的縮影，就我體會到的來說，可以總結為：“心理合一之體”;“知行并進之功”;“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
另外我想補充說一下王陽明和叔本華思想的一點聯系，以及我對他們理論的一點看法。
他們兩個人都試圖通過理論證明：由道德規范必然可以導出相應的道德實踐。并且他們的理論基礎都在于“萬物一體”。有所不同的是王陽明更注重實踐效用，因此對在實際中如何致知篤行的方法談得更多一些;而叔本華更注重于道德合理性的證明。
但是，誠如叔本華所說，“道德，鼓吹易，證明難”。想跨越知與行之間的鴻溝實在不易。雖然王陽明與叔本華自認為自己的理論很好的解決了這個難題，但是在我看來，他們的理論全都基于一些玄學的假設，并不能使人信服。對于解釋不道德現象，他們怎么說呢?當然，他們可以說這是因為本心或者同情心受到蒙蔽了。那么，應該怎么樣解除蒙蔽呢?他們給出的方法恐怕并不太奏效，否則現在怎么還會有這么多不道德現象呢?
道德是不能由它本身被證明的。玄學式假設更加不可靠。我覺得應該更實際一些：難道暴力不是道德可靠的保證嗎?暴力可以“證明”道德的合理性。雖然，我不能證明暴力和道德之間有因果聯系，但是暴力和道德的相關關系(這可以觀察得到)絕對比玄學和道德的關系要密切得多。
答顧東橋書讀后感范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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